萧正洪:大名古都会议开幕词-中国古都名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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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正洪:大名古都会议开幕词

[日期:2019-10-14 来源: 作者:萧正洪 ]

尊敬的邯郸市及大名县领导

中国古都学会各位同仁:

非常荣幸,有机会在历史文化名城大名举行本年度的中国古都会议。

我首先要感谢大名县委和县政府的各位领导,以及承办本次会议的各位工作人员,也感谢学会秘书处的各位同志。我还要特别感谢申友顺和郭培伦两位先生。两位先生不辞辛劳,一直参与策划与组织工作,为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为什么今年要在大名举行年会?这首先要归因于大名的热情和好客。这一点,从昨天各位报到开始,一定有深切的体会。不过,中国古都学会近年来也一直心存一个思考,是否应当将古都研究与考察的热点从若干著名的古都转移到较小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来,以克服对于历史古都与名城认识的某些片面性,并加深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认知?基于这一思考,深入研究大名这样的古代名城,就有其学术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典型意义。

众所周知,大名之于中国历史,诚为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早在先秦之时,就有不小的名气。有文献称,此地亦曾为商王朝重要的城邑之一。不过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周边地区名城大邑颇为不少,大名似淹于众多名城之中,其地位不得彰显。隋大业十四年,曾有过一个较小的事件,即宇文化及称帝,于大名县西南魏县建都,然其事所历不久,故亦不易为人所关注。其后,北方形势颇有变异。有唐一代,以大名为核心的地区,乃成北方极为重要的所在,唐代后期,藩镇割据,此地从来为兵家必争。而到了宋代,由于北方民族冲突,批亢捣虚,形格势禁,不同政权之间,攻守之势,颇不同于前代,而大名之政治与军事位置,就显得更为重要。文献载,宋代以大名府为北京,以不示弱于契丹。《宋史》卷三一一《吕夷简传》:契丹聚兵幽、蓟,声言入寇,议者请城洛阳。夷简谓:契丹畏壮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济河,则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或曰:此虚声尔,不若修洛阳。夷简曰:此子囊城郢计也。使契丹得渡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此事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以是之故,北京大名府与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共成三京。

按此事于研究古代城市颇有启迪。吕夷简自是北宋名臣。由于吕氏未留下文集之类,我们无法得知其对历史城市有何心得。但是据其主张,似应有一定的研究和思考。《宋史》有论,说自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而在契丹乘之,遣使求关南地的重大时刻,宋王朝颇赖夷简计画。这就是说,吕夷简是一个具有较大格局和视野的人。这样的人在思维上通常会有什么特点?是求变而不墨守成规。所以,当时皇后对皇上说私房话,称吕氏其人多机巧、善应变。如果属实,则吕氏显然是一个不拘成规的名相。所以,他主张提升大名的地位,应当是基于对古代城市体系性的较为成熟的思考。韩非子于《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此论之,类似吕夷简这样有较大格局的人,讨论都城设置与城市格局,并不以一地之固有的特定条件而持不变的态度与做法。以黄河中下游地区论,相较之下,洛阳当然是形胜之地,可是北宋之时大名却自有其重要性。以今度古,这样的思考当然也是有其历史基础的,因为中古时期大名及其周边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在沟通南北之整体格局中的经济与交通枢纽地位,自然有助于大名地位的提升。但是,从历史过程论的角度看,这一对于空间关系与格局的思考,颇能体现出时人的智慧,而这种智慧一定会在城市体系的规划、安排和不同城市之间比较优势的权衡取舍中得到反映。此所谓进取之心与守成之态显然有别,而特定时代条件下,不同的态度与空间布局的取舍,可能赋予相对确定的地理空间不同的空间政治与经济意义,并进而影响后来的空间生产。

这一问题,其实蕴含了一个现代理解与认识古代城市性质的深刻道理。以往人们在讨论古代城市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立场。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需要兼顾的乃是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分布和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即城市体系;二是作为一个区域的城市自身,即其内部结构。从较严谨的定义论,这一看法并无不妥。它明确指出,城市体系的整体性,乃是历史城市地理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尽管在我看来,将历史城市地理局限于包括城市体系在内的城市本身,这样的观点仍有其不足,这是因为,除了城市本身之外,我们还需要统筹考虑城市所赖以存在的乡村环境,只有基于城乡统一的视野,才能对特定城市的性质与意义予以真正合理和准确的解释。这也就是说,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的角度论,我们讨论包括大名在内的古代城市的历史地位,是不能脱离其周边,脱离其所处的空间结构关系,脱离总的环境系统性的。换言之,每一个古代城市的意义与价值皆不宜孤立地加以解读。

这一点,前辈学者也有注意。历史上的大名,是有一些特殊性的。大名处于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境内河流众多,山川形便自有其特殊价值,而历来为交通要冲。不过就其本身论,在中国古代都城体系中,如果单独论之,似乎缺少显著的重要性。史念海先生论中国古都,称内地与周边合计,凡217。这个数字,是未计入大名的。可是史先生在讨论古都的空间体系和地理分布时,却明确地将大名(魏县)列于其中。按史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上,以现代省域论,建都最多的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也就是所谓华夏核心区,为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和陕西五省。据此,我们似可将这个大的范围称为都城核心区。而大名,正在这样的核心区之内。如此说来,大名作为古代名城,尽管其独立性意义诚非显著,然其性质与价值却要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加以认识和解释。

我将这一方法论,称之为景观间性,它指的是景观整体所构成的系统关系及其性质。这个词汇,是我从现代解释学主体间性的概念借用来的。所谓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在现代哲学的发展中,主体间性具有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依照这一理论,所谓主体间性的根据在于生存本身。生存的意义不是基于主客二分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主从关系分析所能解释的。它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与对话。这一理论涉及到自我、精神和客观存在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并不是我这里想要讨论的话题。但是,我们借用其思维方法和看待客观世界的方式,或许可以对历史城市体系与架构的性质与关系给予一种稍微不同的解释。

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是,对待历史上诸如城市等这样的客观存在的现象,不能将其同别的相关联的事物隔离开来。一个事物的性质与意义是在同其它关联事物的联系与比较中才能得到认识的。换言之,孤立地分析一个对象,根本无法准确地说明其性质和特点,更谈不上合理地评价其地位与作用。所以,在我看来,讨论古都或历史城市的地位,必须持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观点,必须将其置于一个广阔的环境体系之中而加以评价。这个体系,既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城乡视野,因为城市无法离开乡村而得到准确评价。甚至我们还需要进而从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角度,探讨同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需求相关联的城市格局与体系的变革。诸如城乡分野变迁、生态环境的整体性、文化幅射和相互影响、朝野政治架构、民族关系与政权冲突、经济与交通网络的建设与支持、城市体系的空间布局等方面的问题,都理应在解释古代城市时得到重视。

我有时也将这样的思考称之为关系论。它指以一个较为宏大的视野和相互作用的视角认识特定地域历史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于所有的历史现象,都不能孤立地加以看待。这本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态度和方法。这当然并不只是指大名而论。我来自西安,这里还可以以西安为例子。当我们讲长安的时候,也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将长安的历史发展置于一个较为宏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与环境背景之中,才能加以合理的判断。汉长安、唐长安,它的存在与发展同周边其它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别的不说,就论陕西和河南这两个地域的历史,必须放在一起才能解释很多重要的问题。历史上的陕西和河南无法切割。几年前,河南有几位朋友到西安来,跟我聊天。我跟他们提议说,陕西跟河南各出五个人,共同写一部书,叫做《陕西河南史》,或者叫《河南陕西史》,各写各的。我说这书一定有意思,写完了大家一定能形成一个结论,离开河南,陕西的历史不好理解和解释;反过来其实也一样。除了东边的河南,西边甘肃,南边四川,北边蒙古草原,其关系都具有类似之处。在我看来,脱离了周边就没法解释长安的历史,长安的历史地位就看不出来。河南洛阳等很多地方,对于长安的支持是不可缺少、无可替代的,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有些情况下我们还需要看得更远。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观和关系论的视角,是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一个单独部分做出准确判断的。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了一种唇亡齿寒、相互支持、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使是在政治形势对立的情况下,其内在的关联也是不能忽视的。不久前西安市委一位领导,托他的秘书给我转了一个材料,说网上总有人在讨论,河南洛阳跟陕西西安谁更适合当都城,古代都城,让我发表意见。我仔细看了网上的讨论,似乎陕西与河南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有点非此即彼、一争输赢的意思。我回复说,历史上长安和洛阳是一种典型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就是黄河中游地区的共在,解释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离开另一方。两个城市在古代确实存在比较优势问题,但如果不重视其中任何一个的作用,另一个城市的所谓优势也无法充分显示。正是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解释这两个城市,就必须有一个关系论的视角。

总之,这是一种将事物、现象置于一个体系中加以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宏大的视野和关系论的视角也是一种世界观。所谓博大的胸怀和包容的气度也因此而形成。这种思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即事物既是一个纵向演化的过程,也是横向相互振荡的过程。而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就是所谓景观间性的本质。此外,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这样的景观间性是内在地包括了人的因素的。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中,城市体系发展与演变的某种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必然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传统、制度和人的思维、取舍的深刻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也因此突显其意义。大名如此,古代长安如此,其它城市大体也是如此。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我个人非常幸运,能够提前读到会议的论文。展读、学习的过程之中,我特别注意到大家的学术视野和思维确实体现了关于系统性的思考。显然,于大名举行的本次会议,在中国古都学会的年会史上,将留下浓重的色彩。大名将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范例,并能够为其它古代城市的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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